资本新秩序系列（一）

产业链转移：缘起与重启

➢ 从二战后到今天，全球发生过三次产业链转移。从全球最终消费品的生产来看，经历了“西方国家分散生产— —日本一家独大—— 亚洲国家分散生产——中国一家独大”的变迁。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资源提供者的国家总是稳定集中在几个国家或地区上，而在制造业内部，资本品的产业链分工相对更稳定。

➢ 产业链转移的缘起、发展和重启：秩序决定了分工。产业链转移、技术进步共同促进了二战后全球的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同时，制造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产业链的又一次转移，换言之，资本总是向其他要素成本的低洼处流动，在过去的三次产业链转移中，吸引产业的必要条件是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当然，制造业的迁移不仅仅以劳动力成本的绝对低位为标准，而是在保证同等或相近的劳动者素质下寻找更低的成本，日本和中国都是在其崛起的时期里，劳动者素质最高，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性价比”国家，这也成为了两者占据全球制造业绝对份额的基础。而促使产业链转移的充分条件是世界秩序的更迭，过去三次产业链转移也可分为两种模式：“博弈模式”与“自由竞争模式”：“博弈模式”的代表是日本的制造业的崛起，其背后反映的是两极角力的世界秩序下，一个制造业国家（日本）和世界秩序主导者之一（美国）产生了符合双方诉求的合作关系；“自由竞争模式”的代表则是中国制造业在 21 世纪后的快速崛起，此时由于世界走向多极化发展，全球消费国（发达国家）与生产国（发展中国家）在新产业链秩序下共赢，前者获得了廉价的产成品，后者获得了经济增长，这最终体现为全球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四次产业链转移的模样：缓慢而“反直觉”：从全球产业链的“博弈模式” 去理解，培育一个以本国为中心的“制造业基地”，需要付出较高的援助代价，这种代价在国力上升阶段是被政府和民众所认可的，在国力下降阶段则相反，因此，未来美国的经济形势越好，中国面临的产业链竞争反而可能更频繁；而美国的经济形势越差，中国的出口反而更可能“超预期”。从世界秩序、新兴国家潜力来看，当前要脱离中国打造一个全新的产业链，难度更甚以往。

贸易新秩序里，何事更重要？从过去三次产业链转移的经验来看，成熟制造业国家向新兴制造业国家转移产业链总是从“低”附加值开始，并且最终也会在“高”的领域保持一定份额。产业层面，“量”向资本品聚集，“利”向技术端、资源端倾斜。值得一提的是，资源端的高利润率受到其战略意义的支撑：以“制造业大国”日本在第二次产业链转移期的战略为例，以煤炭为代表的“自主可控能源”的保护，以及对战略性资源获取的促进措施，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内部“能源保供”开始，到 80 年代起逐渐加速，内部能源企业的稳定利润恰好成为战略的一部分。伙伴角度，重视资源国与新兴制造业国家，中国与发展中资源国（南美洲）的合作互惠主要表现为中国提供稳定、廉价的产成品，平抑后者的通胀，且根据双方货币结算也使得南美洲国家能够降低美元周期对其的波及。中国与富有资源国（中东国家）的合作互惠主要表现为中国向后者提供了下游产业链的投资机会、产业合作机会和廉价产成品，而后者则向中国提供必不可少的工业原料。新兴制造业国家主要集中在东盟、西亚、北非、东欧及南美洲，其中西亚（土耳其、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北非（摩洛哥、突尼斯）因工业基础相对更加薄弱，或是未来中国出口的增量需求的来源。对新兴制造业国家而言，中国让渡一部分“低附加值”商品的净出口份额给新兴制造业国家，并向它们提供设备和技术出口，这个过程中后者因贸易获得经济增长动能，同时，对中国来说，也培育了一个新兴的消费市场。

➢ 风险提示：1）代表性误差；2）不可抗力因素。

2023 年 05 月 22 日

分析师牟一凌

执业证书： S0100521120002

邮箱： mouyiling@mszq.com

分析师王况炜

执业证书： S0100522040002

邮箱： wangkuangwei@mszq.com

研究助理纪博文

执业证书： S0100122080001

邮箱： jibowen@mszq.com

1 三次产业链的转移：欧美→日本→东亚→中国. .3
1.1 关键的时间节点：1990 年全球化加速和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 ................................................................... 3
1.2 产业链转移：制造业不断迁移，但资源总是稳定 ......................................................... . 4
2 产业链转移的缘起、发展和重启 . .8
2.1 水向低处流，劳动力价格是关键因素. ......................................................................... .... 8
2.2 产业链转移的背后是世界秩序的更迭. ...14
...16
3 第四次产业链转移，何事更重要？ . 20
3.1 出口份额：面临结构变化，附加值“放低保高”. ..20
3.2 产业层面：“量”向资本品聚集，“利”向技术端、资源端倾斜. ........................................................................ ..21
3.3 新贸易秩序：重视资源国与新兴制造业国. .................................................................................. ..25
4 风险提示 .. 28
插图目录 . 29

1 三次产业链的转移：欧美→日本→东亚→中国

1.1 关键的时间节点：1990 年全球化加速和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

从 1960 年至今的六十余年中，全球贸易额出现了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被打破，分工也更加地细致化。以世界银行的“全球贸易占 GDP”比重这一指标来衡量全球贸易的发展程度，最高点在 2008 年（61%），相较数据起点的1960 年提升了整整 37 个百分点，相当于贸易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在 48 年的时间里翻倍有余。对这种“翻倍”贡献最大的时间段是 1990 年至金融危机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两个时间节点是 1990 年和 2001 年，从这两个时间节点开始，全球化进程相较此前的一段时间明显加速，尽管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但不可忽视的事件性因素是 1989 年发生的“东欧剧变”，这一事件被认为加速了欧洲的一体化和全球贸易壁垒的进一步打破；而 2001 年则与中国密切相关，在经历了长达 6 年多的谈判后中国在 2001 年 12 月 11 日正式加入了 WTO，在谈判过程中中国逐步放开了市场准入，取消了许多对外国企业的限制和管制措施，这也为中国加入 WTO 后迸发出的制造业实力奠定了一定基础。

图1：全球贸易占 GDP 比重在 1990 年和 2001 年后有两段快速提升时期（单位：%）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当然，全球化的过程中也有坎坷，在 1980 年代，全球化进程在震荡中倒退，与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形有些许类似，两段时间的共通点都在于一个单一强大的制造业国家崛起，并引致了贸易逆差国家对其主动发起的贸易争端，这也为后续的产业链转移埋下了伏笔。

1.2 产业链转移：制造业不断迁移，但资源总是稳定

将 1990 年和 2001 年作为两个关键节点，我们可以将全球的产业链分工分为大致的三个阶段，为了简单地概述每个阶段中，各个国家或地区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简单地根据 SITC 分类将 11 个大类产品分为资源（包括第 2 类：原材料；第 3 类燃料）、中间品（包括第 5 类：化学产品；第 6 类：材料制造）、资本品（第7大类中的71-74小类）和最终消费品（包括第7大类中的75-77小类和第8 大类：其他制品）1，为简化这一系统，与农产品和服务消费相关的大类暂不纳入考虑。完成上述四个大类的分类之后，即可观察各个国家从 1962 年到 2020年以来在四大分类产品上的净出口占全球净出口的份额大小，以此来描述它们在世界分工体系中作为生产者身份的转变。

图2：1962 年至 2020 年的全球产业链变迁概况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院绘制注：其中蓝色箭头代表全球的净出口份额趋于分散，橘色箭头代表全球的净出口份额趋于集中

从全球最终消费品的生产来看，经历了“西方国家分散生产——日本一家独大——亚洲国家分散生产——中国一家独大”的变迁。1962 年时，美国、德国、日本是最大的三个净出口国，而在此后的接近 30 年时间里，美国、德国、英国的份额逐渐被位于中间的日本所占据，到 1984 年时，日本的净出口占全球净出口总和达到历史最高点 43%，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巨头”；但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也开始重演上一个时期日本蚕食其他发达国家份额的故事，1982 年开始，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的净出口份额也开始快速增长；1990年代开启，中国和东南亚、南美洲的一些国家也进入了“分羹者”的序列；当然，更重要的变化还是在 21 世纪初始，中国在获准加入 WTO 的次年 2002 年即实现了净出口份额相对于日本的反超，成为了全球净出口份额最高的国家，这一份额在此后逐年抬升并于 2015 年达到最高点 63%。

图3：1962 年至 2020 年全球消费品主要净出口国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UNCOMTRADE，民生证券研究院注：“主要”是指该国净出口占全球总的净出口（各净出口国的净出口相加，不包含净进口国）的份额多年平均值达到 1%以上，其中蓝色代表数值较低，白色代表中等水平，红色代表高水平

相对而言，在制造业内部，资本品的产业链分工相对更稳定一些，这种稳定一方面体现在参与的“玩家”较少，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产业链转移发生得比最终消费品的转移慢。在 1962 年至 2020 年中，资本品净出口份额达到过 1%以上的国家如下图所示，数量明显少于上图中的最终消费品主要净出口国，且集中在欧美以及亚洲的发达国家，中国作为“破局者”在 2001 年之后快速抢占份额，截至 2020 年，中国、日本、德国三足鼎立。

图4：1962 年至 2020 年全球资本品主要净出口国份额变化


1962 美国 41%				1990	20010	2020 0%
德国	31%		44%
英国	22%					26% 2%
瑞士	2%					2%
日本	1%			38%		17%
瑞典	1%					2%
法国	1%					1%
丹艘	0%					1%
意大利	0%					12%
匈牙利	0%					1%
澳大利亚	0%					2%
芬兰	0%					1%
中国台湾	0%					1%
韩国	0%					4%
荷兰	0%					1%
捷克	0%					1%
中国大陆	0%	■				24%

资料来源：UNCOMTRADE，民生证券研究院注：“主要”是指该国净出口占全球总的净出口（各净出口国的净出口相加，不包含净进口国）的份额多年平均值达到 1%以上，其中蓝色代表数值较低，白色代表中等水平，红色代表高水平

不论制造业的范畴内净出口者的身份如何转变，稳定性最强的是上游的资源部门，净出口者在 1962 年至 2020 年的近 60 年间总是集中在几个国家或地区上：在原材料方面，净出口份额最高的国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主要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巴西、秘鲁等国家。在能源方面，净出口份额最高的国家也集中在中东地区、俄罗斯、北美地区。

图5：1962 年全球原材料净出口份额分布

资料来源：ATLAS，民生证券研究院注：红色代表美洲，绿色代表亚洲，紫色代表非洲，蓝色代表欧洲，黄色代表大洋洲，下同

图6：1990 年全球原材料净出口份额分布

资料来源：ATLAS，民生证券研究院注：红色代表美洲，绿色代表亚洲，紫色代表非洲，蓝色代表欧洲，黄色代表大洋洲，下同

图7：2001 年全球原材料净出口份额分布

资料来源： ATLAS，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8：2020 年全球原材料净出口份额分布

资料来源： ATLAS，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9：1962 年全球能源净出口份额分布

资料来源：ATLAS，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10：1990 年全球原材料净出口份额分布

资料来源：ATLAS，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11：2001 年全球能源净出口份额分布

Saudi Arabia				Russia 11.85%				6.08% Venezuela
Kuwait	17.86% United Arab Emirates		Oman		Norway		United..
							4.63% Mexico ColombiaArgenti...
6.02% Iran		4.17% Qatar Indonesia		3.36% Malaysia		1.42% 7.04% 0.25%			0.96%0.88%
								2.09%
		Kazakhsta. 0.99%		1.09% Bahrain Brunei 0.62%	Nigeria		Algeria Libya		Australi...
5.30%		2.01% Iraq Syria		0.73% 0.30%					0.35%
		1.97%		0.26% 0.94%		3.74%		3.49% 2.47%	0.30% 2.01% T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12：2020 年全球原材料净出口份额分布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2 产业链转移的缘起、发展和重启

2.1 水向低处流，劳动力价格是关键因素

产业链转移、技术进步共同促进了二战后全球的生产边界扩张，从消费端来理解这一结果，则是从全球来看生活水平在普遍地提高，以通胀调整和生活成本调整后的全球人均 GDP（ GDP per capita，PPP ）来看，从 1950 年到 2019 年全球平均的生活水准和中位数的生活水准都在提升，尤其是在 2001 年之后提升速率加速，这一时点也是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的时点，这至少说明产业链转移能够在不损害原制造国居民的同时显著地提升转移目的地的居民的生活水准，进而提高全球的平均水平，相当于一种帕累托改进。

图13：全球人均 GDP 调整通胀和各国不同生活成本后，在二战后持续提升（单位：国际元）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 (2021)，民生证券研究院注：图中为以 2017年价格表示的国际元，国际元是以某一年作为基期，将各国购买力平价之后产生的一种货币单位

但同时，制造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产业链的又一次转移，换言之，资本总是向其他要素成本的低洼处流动，在过去的三次产业链转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其他要素成本”主要体现为劳动力成本。二战后日本制造业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日本的工资相对欧美较低，同时全球范围内能够与日本有相似劳动力素质的国家寥寥；按照这一思路，我们也能够验证接下来的两次产业链转移，背后都有劳动力成本的驱动：例如当进入 1980 年代后，日本的劳动力成本也上升到较高水平，和此前向它转移的老牌制造国——德国的人均 GDP 靠拢，于是最终消费品的制造就开始向后来的“亚洲四小龙”转移；这个转移过程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到了 1990 年代，“亚洲四小龙”劳动力成本也上升到较高的水平，于是产业链开始转移到中国、东南亚和拉美。

图14：1980 年，日本的人均 GDP（经通胀和生活成本调整后），接近达到了德国的水平（单位：德国人均 GDP=1）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 (2021)，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15：1990 年，中国香港、新加坡的人均 GDP（经通胀和生活成本调整后），达到或超过了日本的水平（单位：日本人均 GDP=1）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 (2021)，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16：1990 年之后，以中国台湾的人均 GDP 作为参考，中国、东南亚等新兴制造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仍然较低（单位：中国台湾人均 GDP=1）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 (2021)，民生证券研究院

当然，制造业的迁移不仅仅以劳动力成本的绝对低位为标准，而是在保证同等或相近的劳动者素质下寻找更低的成本。在第一个转移的阶段：日本不仅相对当时的最大净出口国美国劳动者素质更高，同时以人均 GDP（PPP）衡量的劳动力成本仅有美国的一半左右，并且在 1970-1980 年的 10 年之中，许多成熟制造业国家劳动力素质甚至还出现了明显的降低，而日本的劳动者素质却逆势上涨；在第二个转移的阶段：在提供与日本相接近相近的劳动者素质下，东亚的新加坡、韩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当然这种成本优势并不如上一次的日本那么显著，因此产业链的转移也不如上一次那么彻底；到了第三个阶段，21 世纪后中国的“横空出世”给全球产业链带来了新变局：大量的劳动力人口、与发达国家相比不遑多让的劳动者素质、在发展中国家中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得中国拥有了比第一次产业链转移中的日本还要更强的吸引力，于是我们也看到在此后的20年里，中国不断承接着全球转移过来的产能。

图17：第一次产业链转移中，日本的劳动力素质相对其他主要制造业国家较高，同时劳动力成本较低（横轴单位：国际元，纵轴为标准化数值，无量纲）

资料来源：Altinok, Angrist, and Patrinos (2018)，Penn World Table (2021) 民生证券研究院注：图中黑色箭头代表该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素质随时间提升；绿色箭头代表该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素质随时间下降，图中的纵轴“劳动力素质”以 Altinok, Angrist, and Patrinos (2018)的工作论文所提供的标准化学习分数为代理变量，该研究收集了从自 1965 年以来可用的大量国际和地区学生成绩测试数据，并将它们统一到一个的测量系统中。图中的横轴“人均 GDP，PPP”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国际元。下同。

图18：第二次产业链转移中，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接近日本劳动力素质的同时，体现出了一定的成本优势（横轴单位：国际元，纵轴为标准化数值，无量纲）

资料来源：Altinok, Angrist, and Patrinos (2018)，Penn World Table (2021) 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19：第三次产业链转移中，中国大陆凭借大量的劳动力人口、与发达国家相比不遑多让的劳动者素质、在发展中国家中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形成了比第一次产业链转移中的日本还要更强的吸引力（横轴单位：国际元，纵轴为标准化数值，无量纲）

资料来源：Altinok, Angrist, and Patrinos (2018)，Penn World Table (2021) 民生证券研究院注：图中的纵轴“劳动力素质”以 Altinok, Angrist,and Patrinos (2018)的工作论文所提供的标准化学习分数为代理变量，该研究收集了从自 1965 年以来可用的大量国际和地区学生成绩测试数据，并将它们统一到一个的测量系统中。

2.2 产业链转移的背后是世界秩序的更迭

在 1962 年的产业链转移中，只有日本和中国实现过在其份额第一的贸易领域“一家独大”，具体而言就是指在日本和中国净出口份额居全球第一的时候，也拉开了与第二名之间的差距，这种现象尤其体现在最终消费品和原材料制造上：在 1984 年日本的最终消费品净出口份额居全球第一（43%）的时候，其份额是第二名意大利的 2.55 倍；在 2015 年中国的最终消费品净出口份额居全球第一（）的时候，这一份额达到了第二名中国台湾的 9.58 倍；在 1976 年日本的原材料制造净出口份额达到全球第一（40%）的时候，其份额是第二名德国的 2.8 倍；就中国而言，2020 年原材料制造净出口份额雄踞全球第一（54%），达到第二名俄罗斯的10.5倍。因此，实际上能够在“世界工厂”这一定义下与中国类比的，从1962 年以来，只有日本。

日本的制造业在第一次产业链转移中崛起乃至最终坐上“世界工厂”交椅，背后反映的是两极角力的世界秩序下，一个制造业国家（日本）和世界秩序主导者之一（美国）产生了符合双方诉求的合作关系。简而言之，二战之后，处于美苏冷战中的美国需要培养稳定的供应链及盟友，因此，美国正好利用其盟国身份对战败国日本的影响力，通过经济援助2、政治援助3使日本快速成长为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在此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日本也顺利完成了作为美军亚洲主要后勤基地的任务；对日本而言，它获得的则是经济的快速增长，1950 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日本的GDP以每年5%-15%的速度增长，在1970年代超过德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主导了全球的汽车、家电、钢铁和造船产业。

图20：日本 GDP 在 1970 年代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单位：亿美元，以 2015 年为基期）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21：日本在 1950-1970 年之间，实际 GDP 增速在5%至 15%的高速区间（单位：国际元）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注：图中为以 2017 年价格表示的国际元，是将各国购买力平价之后产生的一种货币单位

以这一思路不难理解第二次产业链转移的发生是源于世界秩序再次发生转变：日-美的贸易裂痕和冷战的终结。在二战后至 1950 年代中期，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美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增加，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顺差逐渐扩大，此时日、美仍然维持着“完美的合作”，然而进入 1970 年代后，“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美国发现其对日本的贸易顺差转为了逆差，日本制造业的崛起使美国制造业初次面临了“空心化”，而这一逆差不断扩大，到了 1980 年达到了 120 亿美元，两国的贸易关系出现了裂痕。尽管在后来的十年中，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往往以日本方面的退让而暂时平息，但修修补补的裂痕只待最后一次冲击，到了1989 年底开始的“东欧剧变”和 1991 年的苏联解体，至此，日美两国最初的羁绊被彻底打破，产业链开始沿着成本路径从日本转移至其他的新兴国家。但正如上文中所述，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期，从劳动力供给上来看，并没有一个国家具备完全承接日本产业链的能力，因此这一过程较为缓慢，且因为没有战略意图下的扶持，所以无法与二战后的日本相比拟。

图22：在195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顺差仍不断扩大（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23：在1970年之后，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在20 世纪90年代后，世界从两极角力走向多极化发展，这一环境给了全球各国和地区以自身禀赋进行产业链竞争的环境，第三次产业链转移发生，中国接过“世界工厂”的交椅。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全球关税平均税率大幅下降，1999 年时已经接近 90 年代初的一半水平；此外，大量的自由贸易协定也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1989 年亚太经合组织成立，1991 年中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1994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1993 年欧盟单一市场协定生效。诸如上述的全球贸易壁垒消融有利于全球各国在产业链上的公平竞争，并最终达成效率最大化的结果，此时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政策的支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势的地理区位成为了第三次产业链转移的目的地。第三次产业链转移是全球消费国（发达国家）与生产国（发展中国家）的共赢，前者获得了廉价的产成品，后者获得了经济增长，这最终体现为图 13 中所描述的全球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图24：1990 年代开始，国际关税水平大幅下降（单位：%）

资料来源：Wind, 民生证券研究院注："最惠国"原则是指，一个国家在贸易关系中必须平等地对待所有其他贸易伙伴，即不得对某一个贸易伙伴给予特别待遇。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对某个贸易伙伴给予某项贸易政策措施的优惠待遇，那么它也必须将同样的待遇给予所有其他贸易伙伴。

2.3 第四次产业转移：缓慢与反直觉

然而，全球“自由竞争”的环境或已接近尾声，目前，中国与美国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可能导致未来产业链的转移既有“自由竞争模式”的特征，又有“博弈模式”的特征。2018 年美国特朗普政府率先开启了对华贸易争端，到 2021 年拜登政府又以《100 日供应链报告》等文件提出了美国要摆脱对某些国家（中国在全文中被提到 458 次）的依赖，建立以本土和盟友为主的安全供应链的战略。除了政策层面的阴霾，中美之间的贸易联系减弱已经是既存事实，具体来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合度在 2009 年达到阶段性高点后下滑，尽管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下，一些贸易商“抢出口”造成了第二个历史高点，但从 2019 年开始此后这一数值便重新开始回落，2022 年中国对美国贸易结合度回落至 1.05，仅相当于 2019 年和 2003 年的水平；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也同样回落，2022 年数值仅 0.48，介于 1999-2000 年的水平之间。

图25：中美之间的贸易结合度下降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注：贸易结合度的计算公式如下：TCDab=(Xab/ Xa)/(Mb/ Mw)(1)。其中，TCDab 表示 a 国对 b 国的贸易结合度，Xab 表示 a 国对 b 国的出口额，Xa 表示 a 国出口总额；Mb 表示 b 国进口总额；MW 表示世界进口总额。如果 TCDab>1，表明 a， b 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紧密，如果 TCDab<1，表明 a， b 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松散。

面对这样的环境变化，第四次产业链转移似乎蓄势待发，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一过程会更像过去的三次经验里的哪一种情形，抑或全然不同？回顾过去的三次产业链转移，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必要条件：（1）“日本制造”崛起的背后是美国利用其对日本的占领地位，强力地改革日本的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依靠其不断增长的国力对日本进行了必要的援助和投资，最终配合上日本的工业基础和劳动力优势，将日本打造为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下的“世界工厂”；（2）第二次产业链转移代表的是“日-美”合作关系出现裂痕下的分工转移，此时日本不仅需要承受美国的贸易制裁，还要面对美国为主导的供应链上其他国家的竞争；（3）第三次产业链转移时中国崛起，背后依赖的是世界的多极化格局和全球化浪潮，美国放松了对世界秩序的掌控，中国依赖比较优势成为新世纪的新星。从这一角度来看，第四次产业链转移的背景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的竞争和博弈，但此时中、美打造各自的供应链时：首先，两国都并不具备类似二战后美国对日本那样的“占领”地位，无法“顺理成章”地去改变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其次，从国力上来说，打造以自身为主导的新产业链需要付出的经济援助代价是极高的，而以两种口径衡量（美国的 GDP 相对第二大经济体的比值，以及桥水基金的测量），美国的国力在下降，而中国的国力反而上升；最后，从产业链转移的目的地来看，与前三次产业链转移不同，以劳动力的角度来衡量，相对中国具备明显优势的国家极少。因此，第四次产业链转移可能是一次弱化版的 1982-1990 年：部分分工从中国分散到新兴制造业国家，但过程将会是缓慢的，这个过程中中美的竞争最终会体现为谁能培养出更广泛的“贸易朋友圈”。

图26：第四次产业链转移与过去的三次都不同，可能是一个更缓慢的过程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院绘制

图27：在 1950-1970 年间，以 GDP 相对优势来看，美国国力还保持在高位，此后便不断下滑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28：桥水基金根据8个关键因素合成的国力显示，美国国力下降，而中国国力上升

资料来源：Bridge Water，民生证券研究院注：8个关键因素包括 1) 教育，2) 竞争力，3) 创新和技术，4) 经济产出，5) 世界贸易份额, 6) 军事实力, 7) 金融中心实力, 8) 储备货币地位。

更进一步的推论，可能对于理解当下中国的出口韧性有意义：在未来，如果美国的经济形势越好，中国面临的产业链竞争反而可能更频繁；而如果美国的经济形势越差，中国的出口反而更可能“超预期”。这是因为培育一个以本国为中心的“制造业基地”，需要付出较高的援助代价，这种代价可能在国力上升阶段是被政府和民众所认可的，在国力下降阶段则相反；正如在图 19 的各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对比以及本节讨论的那样，在新的“博弈模式”下，当前并没有一个曾经的“日本”或者“中国”可以快速地成长为“世界工厂”，这意味着新产业链秩序的塑造需要付出比以往更高的代价—— 例如通胀。我们可以从过去美国培育日本的始末来看这一规律：在 1980 年代“日-美”贸易关系出现裂痕之前，日本出口走势与美国消费者信心基本呈正相关，而在第二次产业链转移开启后，日本出口与美国消费者信心开始呈负相关关系，到 1990 年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之后，这种负相关更加明显。从消费者微观视角来看，对于要不要实现当期的需求，他们需要综合考虑收入预期（增加购买力）、通胀水平（减少购买力），消费者信心回升的时候，可能对应的是在合理的价格水平下收入进一步正增长，那么对应到宏观层面来看，这也意味着美国处于温和通胀但经济增长的时期，将这种组合视为“国力强盛”的体现的话，我们会发现在 1980 年代后，美国的国力提升反而加快了产业链向其余新兴制造业国家转移，日本的出口下滑，以此类比中国，在过去的接近 30 年中，中国出口与美国消费者信心强正相关，未来是否也会出现“新博弈模式”下的负相关呢？

图29：从日-美贸易关系变化上看，日本出口与美国消费者信心从正相关到负相关（单位：%）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注：图中虚线为三阶多项式趋势线

图30：1996 年至今，中国出口与美国消费者信心呈现正相关（单位：%）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3 第四次产业链转移，何事更重要？

3.1 出口份额：面临结构变化，附加值“放低保高”

成熟制造业国家向新兴制造业国家转移产业链总是从“低”附加值开始，并且最终也会在“高”的领域保持一定份额。如果第四次产业链转移开启，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可能面对的是一些低附加值领域的产业不可避免地遭到转移，就如同此前三次产业链转移中所经历的那样，但同时这一转移过程中也存在先后顺序：以SITC分类中第8类（其他制造产品）转移总是最快的，如下图中的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所经历的那样；此后才会是SITC分类中第七大类的75-77小类，例如日本从第8类消费品开启转移到海外的趋势后的接近20年后，75-77小类的净出口份额才开始见顶回落，对亚洲“四小龙”来说也是如此，从1990年代开始它们在第8类消费品上的净出口份额已经开始回落，但在75-77小类上的净出口份额至2020年仍然保持相对高位；最后，不论产业链转移发展到哪个阶段，成熟制造业国家总能够在“高附加值”的资本品领域保证一定的净出口份额，如下图中的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在产业链转移后期资本品净出口份额甚至会高出消费品份额。中国当前在高、低附加值的消费品的出口份额上均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但在资本品上份额还落后于德国，与日本接近，从这一角度来看，未来中国若经历产业链转移，将观察到的情况是第8类消费品份额下降，75-77类保持稳定，而资本品类占比继续上升（如图中虚线所示）。

图31：第一次产业链转移中，美国的消费品、资本品净出口份额均下降，但资本品在此后仍保持净出口

资料来源：UNcomtrade，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32：第一次产业链转移前后，日本的低附加值消费品（第 8 类）、高附加值消费品（第 75-77 类）、资本品净出口份额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UNcomtrade，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33：第二次产业链转移前后，亚洲“四小龙”的低附加值消费品（第 8 类）、高附加值消费品（第 75-77类）、资本品净出口份额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UNcomtrade，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34：第三次产业链转移前后，中国的低附加值消费品（第 8 类）净出口份额提升速度慢于高附加值消费品（第 75-77 类），并且这个过程中资本品净出口份额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UNcomtrade，民生证券研究院注：图中虚线仅为表现未来的方向性变化，并非确切的预测值

3.2 产业层面：“量”向资本品聚集，“利”向技术端、资源端倾斜

正因为工业发展很难一蹴而就，因此在新兴制造业国家涌现的时候，才会在成熟制造业国家中表现出上述的出口份额变化规律：新兴制造业国家首先需要购买机器设备、进口技术指导等，才能够切入低附加值的消费品生产链条，并且在进行足够的资本积累之后，才能攀登价值链进入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领域，在整个过程中，成熟制造业国家可以向新兴制造业国家提供机器设备、原材料以及技术指导，因此我们不难观察到在每一次产业链转移的时候，成熟制造业国家的资本品相关产业营收（或利润）份额会增大，我们观察了第一次产业链转移时作为成熟制造业国家的美国和第二次产业链转移时作为成熟制造业国家的日本，它们的产业营收和利润变化，都会发现作为资本品的机械行业营收或利润占所有制造业的比例提升；但正由于出口对象是新兴制造业国家，资本品定价需要考虑需求端的购买能力，在抢占新兴市场时降低价格让利可能是一种普遍的营销策略，因此资本品虽然“销售量增”，但却会表现出“利润率减”，这一规律在日本有着相当清晰的体现。

那么成熟制造业国家里什么样的产业能够在产业链重构时保持较高的盈利能力呢？日本给出的答案是两个方向：技术端和资源端，我们将日本作为观察的对象（因其制造业发展历程跨越了三次产业链转移），将时期划分为 1960-1982 年、1983-1990 年、1991-2001 年、2002-2021 年四段，比较日本制造业各行业在这些时期里的平均利润率相较于制造业平均水平的差异变化，能够发现利润率在转移开启后有相对提升趋势的是化学工业、采矿业，前者是日本有技术壁垒的代表性行业，后者则是资源端行业，如果不考虑第四段时期由于中国的强竞争导致的利润率下行，石油、煤炭制品作为最靠近资源端的行业，利润率也在前三个时期中不断提升。

图35：在 1982-2007 年间，日本各行业营业收入占制造业总收入比例变化

行业营收占比时序图		营业收入占比 (%)1982 1990 2001 20071982
采矿、采石和砾石制造业		1.3	0.8	0.8	0.8	1.3
电力行业		4.3	3.4	4.2	3.7	4.3
供气、供热、供水		0.7	0.5	0.8	0.8	0.7
石油产品和煤炭产品制造业		6.7	3.2	3.6	4.5	6.7
食品制造业		10.5	9.8	11.2	9.5	10.5
纺织业		3.6	3.2	1.5	1.0	3.6
服装和其他纺织业		2.6	2.5	1.8	1.2	2.6
木材及木制品业		2.4	1.8	1.2	0.9	2.4
纸浆、纸和加工纸制品制造业		2.7	2.4	2.3	2.4	2.7
印刷相关行业	√	3.7	4.1	5.1	2.2	3.7
化学工业	>	10.3	8.7	9.3	9.0	10.3
陶瓷、土石制造业		3.5	3.4	2.9	2.6	3.5
钢铁工业		5.8	4.6	3.2	4.6	5.8
有色金属制造业		3.3	2.6	2.0	3.1	3.3
金属制品制造业		5.9	5.9	5.2	5.0	5.9
生产机械/设备制造业商用机械/设备制造业电机制造行业	M	6.6	7.4	6.9	8.5	6.6
		2.2	2.2	2.5	2.7	2.2
		12.0	17.1	19.3	10.5	12.0
汽车及其配件制造业		9.3	12.1	12.2	14.1	9.3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2.2	1.5	1.7	1.7	2.2
其他制造业 6.8 7.5 8.1 9.0						6.8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民生证券研究院注：图中有底色的部分表示占比趋势性上行，图中的前三个行业不属于“制造业”范畴，但为了作统一的比较，仍除以制造业收入总额进行标准化

图36：在 1948-1970 年间，美国各行业营业收入占制造业总收入比例变化

行业营业收入占比 (%)营收占比时序图1948 1955 1960 1970
金属制品	4.5	4.5	4.6	6.5
机械品	2.4	3.3	4.6	4.8
计算机与电子产品	5.2	10.9	7.8	3.4
电气设备、家电与元器件	6.6	8.8	7.1	7.1
机动车、车身和拖车和零部件	35.7	30.8	31.5	35.3
其它耐用品	6.6	5.6	5.6	6.5
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	9.8	7.8	6.6	7.4
石油与煤炭制品	13.3	9.3	10.8	12.8
化学制品	10.5	15.2	19.1	16.8
其它非耐用品	5.2	3.8	2.2	-0.6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注：图中有底色的部分表示占比趋势性上行

图37：在 1960-2021 年的四个时期之中，日本各行业利润率的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民生证券研究院

日本在拥有技术壁垒的领域能够享受较高的利润率，为什么在它相对贫瘠的资源端也保持较高利润率呢？这一反直觉的事实来源于上世纪 80 年代后日本对本国的采矿行业的政策性保护，包括贸易保护政策、产业促进政策（供给侧改革、金融支持、财政补贴）。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的煤炭行业，在 1960 年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日本政府提出了“油主煤从”的基本方向，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从 47.3%下降到了 1965 年的 27%，直到 1975 年达到了最低点 15.5%，但是经过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后，日本意识到了能源自给的重要性，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重新回升并稳定在了 18%-20%，在 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后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20%回到了23%；尽管自产煤炭的战略意义在不断提升，但从经济性来看，1980 年代开始日元的升值和石油危机之后油气资源的降价，都使得日本的自产煤炭相对海外油气的性价比显著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维持国内煤炭生产的积极性，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包括对海外进口能源配额、关税，同时对国内的原油、天然气消费者征税以补贴煤炭行业，建立以大集团、大银行为主导的煤炭-金融结合体，以低廉的贷款维持煤炭行业的低成本运营和新矿山的勘探开采。对煤炭以外的矿业公司，日本也同样采取广泛的政策性保护，由于各类矿产资源几乎全部以来海外供应，促进日本企业掌握矿权是确保稳定供应的关键，因此受政府控制的 JOGMEC 公司（日本石油、天然气和金属国家公司）应运而生，目的是在财政资金支持下，增加对上游开发企业的是收购、促进民间企业获取资源权益等，日本政府还在每一个财年推出战略能源计划，并对上游资源的投资设定具体目标和拨款，在 2018 年修订的战略能源计划中，日本将继续将原油、天然气和煤炭的自主开发比例到 2030 年分别提高到大于等于 40%和大于等于 60%。

图38：日本 1982-1985 年国内生产煤炭与海外进口煤炭、石油的价差


		1982	1983	1984	1985	（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
蒸煤
国内的	(a）	3.21	3.21	3.29	3.33	3.7
进口的	（6）	2.46	1.93	1.81	1.54	-37.4
进口石油	（C）	6.10	5.27	5.38	5.08	-16.7
a/b		1.30	1.66	1.81	2.16	-
a/c		0.52	0.60	0.61	0.65	=
炼焦煤
国内的	(d）	3.95	3.94	4.04	4.09	3.5
进口的	（e）	2.57	2.01	1.98	1.73	-32.7
d/e		1.53	1.96	2.04	2.36	一

资料来源：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Japan: Terminating "Old King Coal",S. Hayden Lesbirel,Asian Survey, Vol. 31, No. 11 (Nov., 1991), pp. 1079-1094，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39：日本注重推进矿产资源的保障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民生证券研究院

从国内出口的结构来看，同样也显示出上述“量”和“利”分化的特征：低附加值的杂项制品、原材料的出口金额占比已经出现了长期的下降，而高附加值的第七类机械产品及化学成品比例仍然在上升；从细分来看，第七大类中属于资本品的 71-74 小类产品占第七大类的比例不断提升。

图40：中国出口结构中，属于资本品的机械大类产品比例提升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41：中国出口结构中，属于资本品的机械类产品占机械大类的比例提升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从工业企业利润的角度来看，中国也出现了日本曾经历过的利润向高技术壁垒和资源端聚集的情形，例如按照产业链上-中-下游来分类，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向上游聚集，具体来说则是自 2016 年以后，上游企业每一次利润率的阶段性低点都比上次更高；符合这一条件的还有中上游里的石油、煤炭制品业，中下游里的医药制造业，以及下游中的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其中，上游获得的利润分配愈来愈高，可能并非“中国特色”，以上文中谈到的日本对上游产业的保护政策为启发，国内在 2016 年进行的“供给侧改革”以及此后煤炭价格的“颜色区间”其实与 1980 年代的日本采取的做法类似：尽管日本政府对煤炭这样自主能源的态度一直是“保护”，但在 1986 年时也迫于下游行业（钢铁、电力）的压力，由经济产业省牵头达成了一份煤炭“限价协议”4，这份“限价协议”确实让国内生产的炼焦煤和蒸汽煤的边际价格下调，但由于日本国内外能源价差却越来越大，因此实际上对煤炭企业的“补贴”反而仍在加深。这种“补贴”看似不符合市场经济，但综合来看，它为当时处于与美国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下的日本保留了一张“底牌”— 一旦被美国踢出自身的供应链阵营，便可能会瞬间失去主要的海外能源供应（“石油美元”主导下的能源体系），这是日本在面临第二次产业链转移时下的权衡。

图42：中国的工业企业利润，从产业链角度来看，上游（资源端）的利润率在提升

资料来源：UNcomtrade，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43：中国出口结构中，属于资本品的机械类产品占机械大类的比例提升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3.3 新贸易秩序：重视资源国与新兴制造业国

若第四次产业链转移开启，中国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随之转型，类似日本维持“制造业强国”一样，国内对资源供应的稳定性的要求也将变得更高。以能源为例，通过计算各个行业的“能源杠杆”，能够发现要生产出同样的增加值，资本品类的机械及高附加值的消费品需要消耗的能源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因此，打造与资源国的密切关系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当前中国与全球资源国也在积极推进相应的合作：例如 2023 年 3 月，沙特表示考虑用人民币进行对话原油出口结算，3 月份巴西和阿根廷也宣布用人民币结算从中国进口的商品，2 月伊朗表示将探讨在双边贸易中增加使用双方的货币，这类进展一方面源于“去美元化”的催化，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各国的贸易结构中地位不断提升。中国与发展中资源国（南美洲）的合作互惠主要表现为中国提供稳定、廉价的产成品，平抑后者的通胀，且根据双方货币结算也使得南美洲国家能够降低美元周期对其的波及。中国与富有资源国（中东国家）的合作互惠主要表现为中国向后者提供了下游产业链的投资机会、产业合作机会和廉价产成品，而后者则向中国提供必不可少的工业原料：一个典型的案例则是在 2023 年 3 月沙特阿美以超过 1 倍的溢价战略投资中国的荣盛石化 10%的股权。这种互动关系在过去的沙特与美国之间也出现过，沙特在 1974 年与美方达成“不可动摇协议”以美元对出口石油进行计价和结算后，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产业合作、金融投资均有明显的增长。

图44：沙特在两次石油美元迅速增长时期，来自美国的进口额都明显提升，且 1973-1981 年间的增幅更快

资料来源：UNcomtrade，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45：1974至1978年间，“美沙经济联合委员会”共正式立项 16 个项目，涉及总金额达 7.76 亿美元

协议达成日期	合作项目涉及领域	美国政府参与方	项目涉及金额（百万美元）
1975-09	统计与数据处理	美国商务部	18
1975-11	农业与水利	美国农业部	56
1975-11	发电设施与建设	美国总务管理局	69
1976-02	电力服务	美国财政部	24
1976-02	国家科学与技术中心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15
1976-06	职业培训及职业培训中心建设	美国劳工部	150
1977-02	阿西尔国家公园	美国内政部	37
1977-03	发电设备	美国财政部、美国总务管理局	11
1977-05	海水淡化技术	美国内政部	79
1977-05	消费者保护项目	美国财政部	31
1977-05	金融信息中心	美国财政部	36
1977-08	国家高速公路项目	美国交通部	13
1977-10	太阳能研究项目	美国能源局	100
1978-05	审计协助项目	美国财政部	10
1978-06	海关协助项目	美国财政部	15
1978-07	中央采购项目	美国总务管理局	12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新兴制造业国家主要集中在东盟、西亚、北非、东欧及南美洲，其中西亚、北非因工业基础相对更加薄弱，或是未来中国出口的增量需求的来源，我们将近10 年来最终消费品净出口份额有明显提升，且 2019 年至 2022 年间出口增速较高的国家定义为“新兴制造业国家”，这些国家包括东盟的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西亚和北非的土耳其、孟加拉国、摩洛哥、巴基斯坦、突尼斯，东欧的波兰和捷克，以及南美洲的墨西哥。由于东欧及南美洲的国家工业基础相较其他地域更为成熟，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以最终消费品为主；而东盟作为最接近中国的“生产地”，承接来自于中国产业链最为便利，因此从中国进口以中间品及最终消费品为主；而西亚、北非国家的工业基础稍逊，制造业发展仍然在“打基础”中，从中国进口资本品较多。对新兴制造业国家而言，中国能够与它们达成的互惠关系，则是中国让渡一部分“低附加值”商品的净出口份额给新兴制造业国家，并向它们提供设备和技术出口，这个过程中后者因贸易获得经济增长动能，同时，对中国来说，也培育了一个新兴的消费市场。

图46：新兴制造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结构

区域	国家从中国净进口TOP3				对中国净出口TOP3
东盟	越南	65纺织纱线 77 其他电机、仪器和电器 69其他金属制造			76电信、录音和复制设备	85鞋类 23粗橡胶
	马来西亚	76电信、录音和复制设备	69其他金属制造	89杂项制成品	77其他电机、仪器和电器	33石油及石油产品	34天然气
	柬埔寨	65纺织纱线	89杂项制成品	69其他金属制造	84服装	05蔬菜和水果	04谷物和谷物制品
西亚	土耳其	76电信、录音和复制设备7	7其他电机、仪器和电器	74一般工业机械	28金属矿石	27粗肥和粗矿产	42植物油和脂肪
	孟加拉国	65纺织纱线	33石油及石油产品	77 其他电机、仪器和电器	84服装	03鱼类等	12烟草
	巴基斯坦	77 其他电机、仪器和电器76	电信、录音和复制设备	65纺织纱线	68有色金属	04 谷物和谷物制品	28金属矿石
北非	摩洛哥	76电信、录音和复制设备	65纺织纱线	74一般工业机械	28金属矿石	84服装	27粗肥和粗矿产
北非	突尼斯	76电信、录音和复制设备	77 其他电机、仪器和电器	65纺织纱线	27粗肥和粗矿产	33 石油及石油产品	84服装
东欧	波兰	77 其他电机、仪器和电器	76电信、录音和复制设备	89杂项制成品	68有色金属	32煤、焦炭和煤球	02乳制品和鸡蛋（
东欧	捷克	76电信、录音和复制设备	75办公机器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77 其他电机、仪器和电器	24软木和木材	25纸浆和废纸	73金属加工机械
南美洲	墨西哥	76电信、录音和复制设备	75办公机器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77 其他电机、仪器和电器	28金属矿石	01肉类 11饮料

资料来源：ATLAS，民生证券研究院注：其中蓝色表示高附加值最终消费品和资本品，绿色表示低附加值最终消费品；橙色表示中间品；褐色代表能源；黄色代表农林牧渔及食品。

4 风险提示

1）代表性误差。在历史归纳中，所类比的国家与我国存在制度、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差异，历史事件也具有偶然性，因此总结的规律不一定会适用于当前。

2）不可抗力因素。地缘政治摩擦、自然灾害等不可预料的事件将对全球的产业链造成重大影响。

插图目录

图 1：全球贸易占 GDP 比重在 1990 年和 2001 年后有两段快速提升时期（单位：%） .. 3
图 2： 1962 年至 2020 年的全球产业链变迁概况. .. 4
图 3： 1962 年至 2020 年全球消费品主要净出口国份额变化. . 5
图 4： 1962 年至 2020 年全球资本品主要净出口国份额变化.. ................................................................................ .. 5
图 5： 1962 年全球原材料净出口份额分布..
图 6： 1990 年全球原材料净出口份额分布..
图 7： 2001 年全球原材料净出口份额分布.. ................................................................................................. .. 6
图 8： 2020 年全球原材料净出口份额分布.. ....................................................................... . 6
图 9： 1962 年全球能源净出口份额分布.... .. 6
图 10： 1990 年全球原材料净出口份额分布 ............................................................................................................................
图 11： 2001 年全球能源净出口份额分布 . ..............................................................................................................
图 12： 2020 年全球原材料净出口份额分布 .
图 13：全球人均 GDP 调整通胀和各国不同生活成本后，在二战后持续提升（单位：国际元）
图 14： 1980 年，日本的人均 GDP（经通胀和生活成本调整后），接近达到了德国的水平（单位：德国人均 GDP=1）
.. 9
图 15： 1990 年，中国香港、新加坡的人均 GDP（经通胀和生活成本调整后），达到或超过了日本的水平（单位：日本
人均 GDP=1） ... 9
图 16： 1990 年之后，以中国台湾的人均 GDP 作为参考，中国、东南亚等新兴制造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仍然较低（单
位：中国台湾人均 GDP=1） ....10
图 17：第一次产业链转移中，日本的劳动力素质相对其他主要制造业国家较高，同时劳动力成本较低（横轴单位：国
际元，纵轴为标准化数值，无量纲） .11
图 18：第二次产业链转移中，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接近日本劳动力素质的同时，体现出了一定的成本优势（横轴单
位：国际元，纵轴为标准化数值，无量纲）
图 19：第三次产业链转移中，中国大陆凭借大量的劳动力人口、与发达国家相比不遑多让的劳动者素质、在发展中国
家中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形成了比第一次产业链转移中的日本还要更强的吸引力（横轴单位：国际元，纵轴为标
准化数值，无量纲） ..13
图 20：日本 GDP 在 1970 年代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单位：亿美元，以 2015 年为基期） ..14
图 21：日本在 1950-1970 年之间，实际 GDP 增速在 5%至 15%的高速区间（单位：国际元） ..14
图 22：在 1950 年代中期之前，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顺差仍不断扩大（单位：亿美元） .15
图 23：在 1970 年之后，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单位：亿美元） ..15
图 24： 1990 年代开始，国际关税水平大幅下降（单位：%） ....... ..16
图 25：中美之间的贸易结合度下降 .. .17
图 26：第四次产业链转移与过去的三次都不同，可能是一个更缓慢的过程 . ..18
图 27：在 1950-1970 年间，以 GDP 相对优势来看，美国国力还保持在高位，此后便不断下滑........................... ..18
图 28：桥水基金根据 8 个关键因素合成的国力显示，美国国力下降，而中国国力上升 .......... ..18
图 29：从日-美贸易关系变化上看，日本出口与美国消费者信心从正相关到负相关（单位：%） ..19
图 30： 1996 年至今，中国出口与美国消费者信心呈现正相关（单位：%） ...19
图 31：第一次产业链转移中，美国的消费品、资本品净出口份额均下降，但资本品在此后仍保持净出口 . ..20
图 32：第一次产业链转移前后，日本的低附加值消费品（第 8 类）、高附加值消费品（第 75-77 类）、资本品净出口份
额变化情况.... ....20
图 33：第二次产业链转移前后，亚洲“四小龙”的低附加值消费品（第 8 类）、高附加值消费品（第 75-77 类）、资本品
净出口份额变化情况. ....21
图 34：第三次产业链转移前后，中国的低附加值消费品（第 8 类）净出口份额提升速度慢于高附加值消费品（第 75-
77 类），并且这个过程中资本品净出口份额不断提高 . ...21
图 35：在 1982-2007 年间，日本各行业营业收入占制造业总收入比例变化. ..22
图 36：在 1948-1970 年间，美国各行业营业收入占制造业总收入比例变化.... ...22
图 37：在 1960-2021 年的四个时期之中，日本各行业利润率的变化（单位：%）
图 38：日本 1982-1985 年国内生产煤炭与海外进口煤炭、石油的价差 .. ...24
图 39：日本注重推进矿产资源的保障. ..24
图 40：中国出口结构中，属于资本品的机械大类产品比例提升 . ........................................................... ..24
图 41：中国出口结构中，属于资本品的机械类产品占机械大类的比例提升 . ..24
图 42：中国的工业企业利润，从产业链角度来看，上游（资源端）的利润率在提升.. ..25
图 43：中国出口结构中，属于资本品的机械类产品占机械大类的比例提升 . ..25
图 44：沙特在两次石油美元迅速增长时期，来自美国的进口额都明显提升，且 1973-1981 年间的增幅更快. ..26
图 45： 1974 至 1978 年间，“美沙经济联合委员会”共正式立项 16 个项目，涉及总金额达 7.76 亿美元.. .26
图 46：新兴制造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结构.......... ..27

分析师承诺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登记为注册分析师，基于认真审慎的工作态度、专业严谨的研究方法与分析逻辑得出研究结论，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并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研究人员的研究观点，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影响，研究人员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评级标准		评级	说明
以报告发布日后的12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基准。其		推荐	相对基准指数涨幅15%以上
中：A股以沪深300指数为基准；新三板以三板成指或三板做市指数为基准；港股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股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或标普 500 指数为基准。	公司评级	谨慎推荐	相对基准指数涨幅5%~15%之间
		中性	相对基准指数涨幅-5%~5%之间
		回避	相对基准指数跌幅5%以上
	行业评级	推荐	相对基准指数涨幅5%以上
		中性	相对基准指数涨幅-5%~5%之间
		回避	相对基准指数跌幅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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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新秩序系列（一）

产业链转移：缘起与重启

2023 年 05 月 22 日

分析师 牟一凌

分析师 王况炜

研究助理 纪博文

相关研究

目录

1 三次产业链的转移：欧美→日本→东亚→中国

1.1 关键的时间节点：1990 年全球化加速和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

1.2 产业链转移：制造业不断迁移，但资源总是稳定

2 产业链转移的缘起、发展和重启

2.1 水向低处流，劳动力价格是关键因素

2.2 产业链转移的背后是世界秩序的更迭

2.3 第四次产业转移：缓慢与反直觉

3 第四次产业链转移，何事更重要？

3.1 出口份额：面临结构变化，附加值“放低保高”

3.2 产业层面：“量”向资本品聚集，“利”向技术端、资源端倾斜

3.3 新贸易秩序：重视资源国与新兴制造业国

4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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